第十九章 信仰的追求與心靈的掙紮(3) 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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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在對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愛痛之上,正是有了這樣的關切和目光,他們才以最大的熱情和良心,寄希望於這個城市的知識分子煥發公共意識。
我很讚賞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以及他的知識分子實踐,他是一個既有話語同時又付諸實踐的典範,應該說,今天的中國已經很難找到幾個像薩義德這樣的知識分子了,因此2003年薩義德去世的時候,有很多人包括我都感覺到一團火焰熄滅了,他帶走了這個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的聲音,也帶走了知識分子心靈最猛烈的燃燒。薩義德的存在和離去,都沈重地影響著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對諸多問題的思考,也由此看出,一個知識分子只有在具有了公共性之後,他的聲音才能對世界產生影響,他的言說才能在推進世界歷史的進程中放射光芒。
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在當下缺失已久,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專業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的建樹,許多專家和學者確實為人類知識的建構貢獻著自己一生的心力。但是,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:有些專業知識分子越來越專業化,在走出他們的專業領域後,對世界表現出一片茫然,在知識之外,社會責任、公共關懷、批判精神都如風過耳,更遑論為此所要付出的代價。我以為,當作家、學者、教授不再為真理而思考、而寫作、而言說的時候,他們就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了。在遍布世界的危機面前,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和言說勇氣尤為重要,社會良知決定了你對公共事業的責任和參與,言說勇氣則決定了你在思想與利益之間的取舍態度。我覺得,不管哪一類知識分子,無論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,還是在社會領域,都應該具備最起碼的公共意識,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,更應該為弱勢者吶喊。
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肯定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,因為我們所知道的知識分子大多局限在學院、科技、新聞等單位,他們依靠體制生存和實現價值,享受著體制所帶來的一切好處,吃穿不愁,如魚得水,很難跨越體制的框限表示公共關懷;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游離於體制之外,以純粹的精神立場堅持言說的權利,也只能游走在社會的邊緣。知識體制是一個龐大堅固的怪圈,一方面你必須是一個被體制認可的專業權威,你的聲音才會有到達和影響社會的機會,而另一方面體制又不看好你在體制之外的批判聲音,因此你的發言就不會非常自由。薩義德堅持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“局外人/業餘者/攪擾現狀的人”,但是他的身份也沒有能夠脫離學院的局限。然而,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象征,他仍然給我們顯示了特殊的智慧:我們可以嘗試在知識體制之內與社會的鏈接。也就是說,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必須超越一己的私利,質疑既定的秩序,在精神上保持流亡的狀態,以放逐者的心靈探索事實的真相,從而構成對公眾事業的業餘關懷。在某種意義上,這樣的公共角色似乎更難承當,也更需要是非堅持和責任言說的勇氣,但卻不是無法逾越的鴻溝。只要你堅持了一點點,就向真理靠近了一大步。
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稱之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,但是我希望能夠靠近這個目標。也許我不能像薩義德那樣奔走呼號,影響大局,但是最起碼我可以關註普遍的社會文化癥候,用自己的聲音傳達和提倡社會應該守候的文化理想。一個時代應該有多種聲音,一個城市也應該有異聲的攪擾,這個聲音會打破許多人沈醉的享受,會讓許多人睜開蒙眬的睡眼。清醒的認知和理性的判斷是一個城市選擇文化方向的基本尺度,也是知識分子批判言說的根柢。我渴望生命的舒展,也相信生存於斯的眾生都渴望生命的自由與奔放,然而這樣的愉悅不會從天而降,它必須讓我們經歷痛苦的揚棄甚至撕裂才會走向實現的可能。正如大漠所說:“作家應該勇於承擔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,對一個城市的文化負責。文化的外延與範圍應該進一步擴大,讓盡可能多元的文化觀和立場一起顯現出來,來共同制造這個城市的文化繁榮。這樣的公共參與也許會增加我們的負累,也許會讓我們多一些罵名,也許還會讓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,但是,當一個城市因為你的聲音和犧牲而有所改變,並且讓精神的領地能夠廣闊而持久地傳承,我們的靈魂就獲得了超越時空的安寧。”
一種文化的倡導不是某個個人的力量能夠完成的,它必須而且肯定是眾人合力的結果,但是首先每個個人都要有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,那就是身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。這種良心不是簡單的道德良心,它是每個知識分子有勇氣質疑和挑戰世俗及既定生活秩序的底座,也是把握社會文化方向的矯正器。因此,一個有責任的作家就是要讓自己的文化表達具有最大化的覆蓋面積,不管接受與否,無論侮辱讚美,我相信,只要聲音到達的地方,總會長出綠色的青苗,也許將來的某一天,還會連起一片參天大樹。當然,這是我樂觀的臆想,也是我對未來的祝福。
四
我註意到,在這兩次網帖中,大漠有一個中心表達,就是作家與現實的關系問題。《一個青島作家的困境》和《現在誰還需要藏獒》都描述了作家面對世界的態度以及在現實中的思考與寫作,所不同的是,前者表現了作家與現實的疏離,後者則闡發了作家對現實的呼應,兩種態度產生了兩種結果。這種言說正好契合了我對作家與現實的關系的解讀,也成為我對自己寫作態度的參照和反思。
作家作為人文知識分子,據守獨立的生命體驗進行寫作,這種體驗裏包括經歷、閱歷、思考、想象、情感等等,因此比普通的人群更能洞悉現實真相,直面社會文化危機,無論是體驗還是寫作,都是對現實的高度精神認知。這就決定了作家既要與現實保持距離,又要在現實中發現存在的痼疾並且勇於表達,不能流俗,更不能隨波逐流。一個作家應該既是出世的,也是入世的:出世是要有超然清潔的生活,堅守純粹獨立的精神品格;入世則是對現實懷有關懷的熱情,守住自己的良知,堅持批判和質疑的態度。
這種態度無疑會使一個作家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具有尖利的生命疼痛。這種疼痛迫使他不斷地尋求一種可能的方式完成他的使命,並且在疼痛中感受生之悲歡。作家的使命就是聽從現實的切割和驅使,把他聽見和看見的社會與自然的內核昭示於人類,他的疼痛就是現實的傷口。作家對現實的發現是孤獨而飽滿的,這正如我的獨自行走,既遺世獨立又與荒原深處的生命之核遙遙呼應,仿佛我是大地遺落在民間的一個孩子,在精神血脈上與大地緊密相連,氣息相通。我向著荒原的腹地出發,渴望與大地的精魂相遇,我知道只有荒原才能以高昂的精神引領我向上飛翔,才能鍛造生命的純粹與高貴。我也知道,我與荒原的對話總會在人類對自然擠壓的縫隙中發出聲音,因為我對於生命以及使命的領悟來源於荒原的啟示、宗教的灌頂、感情的交付和精神的承擔。
一個這樣的生命註定了其寫作的向度:一方面,他要艱難地捍衛內心的自由,這使得他幾乎是必然地要與現實的生活產生各種各樣的緊張感;另一方面,他又看到了社會文化癥候,他必須堅持真正體現獨立人格的寫作。因此作家的聲音必定是孤獨的,他常常要破壞很久以來人們遵循的戒律和規則,比如我在我的多部小說中寫到過的個體生命的意義實現,因為作家更為尊重的是人的生命、尊嚴和權利。每一種文明的進步都必然伴隨著人的生命的巨大犧牲,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犧牲看作是理所當然,不能在崇高的名義下驅使生命懷著絕望和恐懼走向內心的崩潰,走向黑暗的深淵。我對撒哈拉之心的網帖印象很深,他在大漠第二次的網帖中曾經說到我和王小波的精神相通,我非常喜歡王小波的《一只特立獨行的豬》。這次我特意重讀了王小波的《個人尊嚴》,他說:“人有無尊嚴,有一個簡單的判據,是看他被當作一個人還是一個東西來對待。這件事有點兩重性,其一是別人把你當作人還是東西,是你尊嚴之所在。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還是東西,也是你的尊嚴所在。”王小波認為,“中華禮儀之邦,一切尊嚴,都從整體和人與人的關系上定義,就是沒有個人的位置。一個人不在單位裏、不在家裏,不代表國家、民族,單獨存在時,居然不算一個人,就算是一塊肉”。東西是被拿來用的,而生命才是鮮活的本體。任何經歷了中國文化秩序和非常時期的人,在內心深處都會保留某種人被作為“東西”的記憶,並且深知這種記憶的歷史延續性。於是更多的人持有的姿態是駝鳥政策,要麽渾然不覺,要麽屈己順從,恐怕很少有知識分子像王小波的那只著名的豬一樣“特立獨行”。而我希望的作家就是要在現實中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事實,以自己的言說方式喚醒社會對既定存在狀態的思考,他的獨立、自由、敏銳、尖利的聲音註定了他必然處在邊緣地帶,他因此成為精神荒原和現實空間的孤獨的行走者,他是一個因孤獨而驚訝、而害怕的號叫者。
這恐怕就是大漠所說的作家的困境,是被許多優秀作家證明了的現實處境。大漠的評論常常一針見血,有著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敢於直言的勇氣,目光又非常犀利,批評起來雖然表面上溫良恭儉讓,但內裏卻暗藏機鋒,入骨三分。他對我的解讀理性而到位,從不會因為頭腦發熱而遮蔽真相,這也是我欣賞他的理由所在。
在此我想表明,不論是我此前的多部小說,還是這次的《藏獒》,貫穿始終的都是我一直堅守的文化理想和批判意識,我從沒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放棄對生命意義、人生苦難和現實痛楚的思考。生命的尊嚴高於一切,我活著並且為理想寫作,這就是我生命的價值。我由此得出結論,作家既要與現實保持一種疏離關系,也要和現實求得一種平衡,謹慎地選擇適合的言說方式,才能最大程度地輻射自己的思想,用自己的聲音影響最多的人。
與現實保持疏離關系是作家批判和質疑的基本退守,只有這樣,他們才能呈現生、死、崇高、卑微、大我、小我的所有意義,在對生命的強勢關懷中,突出生命本體的價值,有意識地漠視既定現實和世俗生活中的所謂規則,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“人”和“人性”之上,回歸生命的本源。此時作家的寫作標志著他的靈魂的取向,卻也同時證明了一種精神價值的堅守,和完成是一個多麽艱難的過程。作家必須超越他的孤獨,給孤獨以卓越的品質,讓世界在孤獨中看到生命的尊嚴、自然的靈性,以及人的靈魂在孤絕中的上升和超拔。與此同時,作家不能放棄面對世界說話的聲音,一種思想的傳播依靠多種方式的努力,每一種都值得我們探索和嘗試。每一次的下一次都可能是抵達綠色原野的通衢,都可能在清澈天空裏遍響回聲;每一次的不放棄,都意味著遭遇更多相同的靈魂,這些靈魂是作家艱難時世中至高的安慰,也是滄海桑田後至深的敬意。
行文至此,已是滿天霞光,一夜未眠的閱讀和寫作,是與眾多網友的靈魂碰撞。我突然發現,饒有興味的是,在第一次網帖時出現的撒哈拉之心頗有PK大漠的味道,而到了第二次網帖就可以看到,撒哈拉之心已經被大漠收服,這種收服應該是一種彼此的激賞和認同,傳達的是江湖大俠的豪氣(大漠和撒哈拉之心都有關於江湖的議論),他們殊途同歸,其立場和視角在不斷的碰撞與對話中走向了大同。這確乎表明,對話不是矛盾的開始,而是求同存異的通途。
而所有這一切所呈現的奇跡既有大漠的寬容和思想的魅力,也有眾多網友彼此的善待和接納,更有大家對這個城市和文化的期待。
我從荒原走來,來到城市後我看到的依然是大漠和雪原以及撒哈拉的心,這是我的幸運。我聽到一個聲音告訴我:你就是那只藏獒,你必須是那只藏獒,跟我們一起走吧,走過這茫茫原野。沒有盡頭的原野上,魅惑我們的,是那遙遠的遙遠的未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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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讚賞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以及他的知識分子實踐,他是一個既有話語同時又付諸實踐的典範,應該說,今天的中國已經很難找到幾個像薩義德這樣的知識分子了,因此2003年薩義德去世的時候,有很多人包括我都感覺到一團火焰熄滅了,他帶走了這個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的聲音,也帶走了知識分子心靈最猛烈的燃燒。薩義德的存在和離去,都沈重地影響著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對諸多問題的思考,也由此看出,一個知識分子只有在具有了公共性之後,他的聲音才能對世界產生影響,他的言說才能在推進世界歷史的進程中放射光芒。
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在當下缺失已久,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專業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的建樹,許多專家和學者確實為人類知識的建構貢獻著自己一生的心力。但是,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:有些專業知識分子越來越專業化,在走出他們的專業領域後,對世界表現出一片茫然,在知識之外,社會責任、公共關懷、批判精神都如風過耳,更遑論為此所要付出的代價。我以為,當作家、學者、教授不再為真理而思考、而寫作、而言說的時候,他們就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了。在遍布世界的危機面前,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和言說勇氣尤為重要,社會良知決定了你對公共事業的責任和參與,言說勇氣則決定了你在思想與利益之間的取舍態度。我覺得,不管哪一類知識分子,無論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,還是在社會領域,都應該具備最起碼的公共意識,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,更應該為弱勢者吶喊。
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肯定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,因為我們所知道的知識分子大多局限在學院、科技、新聞等單位,他們依靠體制生存和實現價值,享受著體制所帶來的一切好處,吃穿不愁,如魚得水,很難跨越體制的框限表示公共關懷;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游離於體制之外,以純粹的精神立場堅持言說的權利,也只能游走在社會的邊緣。知識體制是一個龐大堅固的怪圈,一方面你必須是一個被體制認可的專業權威,你的聲音才會有到達和影響社會的機會,而另一方面體制又不看好你在體制之外的批判聲音,因此你的發言就不會非常自由。薩義德堅持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“局外人/業餘者/攪擾現狀的人”,但是他的身份也沒有能夠脫離學院的局限。然而,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象征,他仍然給我們顯示了特殊的智慧:我們可以嘗試在知識體制之內與社會的鏈接。也就是說,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必須超越一己的私利,質疑既定的秩序,在精神上保持流亡的狀態,以放逐者的心靈探索事實的真相,從而構成對公眾事業的業餘關懷。在某種意義上,這樣的公共角色似乎更難承當,也更需要是非堅持和責任言說的勇氣,但卻不是無法逾越的鴻溝。只要你堅持了一點點,就向真理靠近了一大步。
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稱之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,但是我希望能夠靠近這個目標。也許我不能像薩義德那樣奔走呼號,影響大局,但是最起碼我可以關註普遍的社會文化癥候,用自己的聲音傳達和提倡社會應該守候的文化理想。一個時代應該有多種聲音,一個城市也應該有異聲的攪擾,這個聲音會打破許多人沈醉的享受,會讓許多人睜開蒙眬的睡眼。清醒的認知和理性的判斷是一個城市選擇文化方向的基本尺度,也是知識分子批判言說的根柢。我渴望生命的舒展,也相信生存於斯的眾生都渴望生命的自由與奔放,然而這樣的愉悅不會從天而降,它必須讓我們經歷痛苦的揚棄甚至撕裂才會走向實現的可能。正如大漠所說:“作家應該勇於承擔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,對一個城市的文化負責。文化的外延與範圍應該進一步擴大,讓盡可能多元的文化觀和立場一起顯現出來,來共同制造這個城市的文化繁榮。這樣的公共參與也許會增加我們的負累,也許會讓我們多一些罵名,也許還會讓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,但是,當一個城市因為你的聲音和犧牲而有所改變,並且讓精神的領地能夠廣闊而持久地傳承,我們的靈魂就獲得了超越時空的安寧。”
一種文化的倡導不是某個個人的力量能夠完成的,它必須而且肯定是眾人合力的結果,但是首先每個個人都要有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,那就是身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。這種良心不是簡單的道德良心,它是每個知識分子有勇氣質疑和挑戰世俗及既定生活秩序的底座,也是把握社會文化方向的矯正器。因此,一個有責任的作家就是要讓自己的文化表達具有最大化的覆蓋面積,不管接受與否,無論侮辱讚美,我相信,只要聲音到達的地方,總會長出綠色的青苗,也許將來的某一天,還會連起一片參天大樹。當然,這是我樂觀的臆想,也是我對未來的祝福。
四
我註意到,在這兩次網帖中,大漠有一個中心表達,就是作家與現實的關系問題。《一個青島作家的困境》和《現在誰還需要藏獒》都描述了作家面對世界的態度以及在現實中的思考與寫作,所不同的是,前者表現了作家與現實的疏離,後者則闡發了作家對現實的呼應,兩種態度產生了兩種結果。這種言說正好契合了我對作家與現實的關系的解讀,也成為我對自己寫作態度的參照和反思。
作家作為人文知識分子,據守獨立的生命體驗進行寫作,這種體驗裏包括經歷、閱歷、思考、想象、情感等等,因此比普通的人群更能洞悉現實真相,直面社會文化危機,無論是體驗還是寫作,都是對現實的高度精神認知。這就決定了作家既要與現實保持距離,又要在現實中發現存在的痼疾並且勇於表達,不能流俗,更不能隨波逐流。一個作家應該既是出世的,也是入世的:出世是要有超然清潔的生活,堅守純粹獨立的精神品格;入世則是對現實懷有關懷的熱情,守住自己的良知,堅持批判和質疑的態度。
這種態度無疑會使一個作家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具有尖利的生命疼痛。這種疼痛迫使他不斷地尋求一種可能的方式完成他的使命,並且在疼痛中感受生之悲歡。作家的使命就是聽從現實的切割和驅使,把他聽見和看見的社會與自然的內核昭示於人類,他的疼痛就是現實的傷口。作家對現實的發現是孤獨而飽滿的,這正如我的獨自行走,既遺世獨立又與荒原深處的生命之核遙遙呼應,仿佛我是大地遺落在民間的一個孩子,在精神血脈上與大地緊密相連,氣息相通。我向著荒原的腹地出發,渴望與大地的精魂相遇,我知道只有荒原才能以高昂的精神引領我向上飛翔,才能鍛造生命的純粹與高貴。我也知道,我與荒原的對話總會在人類對自然擠壓的縫隙中發出聲音,因為我對於生命以及使命的領悟來源於荒原的啟示、宗教的灌頂、感情的交付和精神的承擔。
一個這樣的生命註定了其寫作的向度:一方面,他要艱難地捍衛內心的自由,這使得他幾乎是必然地要與現實的生活產生各種各樣的緊張感;另一方面,他又看到了社會文化癥候,他必須堅持真正體現獨立人格的寫作。因此作家的聲音必定是孤獨的,他常常要破壞很久以來人們遵循的戒律和規則,比如我在我的多部小說中寫到過的個體生命的意義實現,因為作家更為尊重的是人的生命、尊嚴和權利。每一種文明的進步都必然伴隨著人的生命的巨大犧牲,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犧牲看作是理所當然,不能在崇高的名義下驅使生命懷著絕望和恐懼走向內心的崩潰,走向黑暗的深淵。我對撒哈拉之心的網帖印象很深,他在大漠第二次的網帖中曾經說到我和王小波的精神相通,我非常喜歡王小波的《一只特立獨行的豬》。這次我特意重讀了王小波的《個人尊嚴》,他說:“人有無尊嚴,有一個簡單的判據,是看他被當作一個人還是一個東西來對待。這件事有點兩重性,其一是別人把你當作人還是東西,是你尊嚴之所在。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還是東西,也是你的尊嚴所在。”王小波認為,“中華禮儀之邦,一切尊嚴,都從整體和人與人的關系上定義,就是沒有個人的位置。一個人不在單位裏、不在家裏,不代表國家、民族,單獨存在時,居然不算一個人,就算是一塊肉”。東西是被拿來用的,而生命才是鮮活的本體。任何經歷了中國文化秩序和非常時期的人,在內心深處都會保留某種人被作為“東西”的記憶,並且深知這種記憶的歷史延續性。於是更多的人持有的姿態是駝鳥政策,要麽渾然不覺,要麽屈己順從,恐怕很少有知識分子像王小波的那只著名的豬一樣“特立獨行”。而我希望的作家就是要在現實中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事實,以自己的言說方式喚醒社會對既定存在狀態的思考,他的獨立、自由、敏銳、尖利的聲音註定了他必然處在邊緣地帶,他因此成為精神荒原和現實空間的孤獨的行走者,他是一個因孤獨而驚訝、而害怕的號叫者。
這恐怕就是大漠所說的作家的困境,是被許多優秀作家證明了的現實處境。大漠的評論常常一針見血,有著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敢於直言的勇氣,目光又非常犀利,批評起來雖然表面上溫良恭儉讓,但內裏卻暗藏機鋒,入骨三分。他對我的解讀理性而到位,從不會因為頭腦發熱而遮蔽真相,這也是我欣賞他的理由所在。
在此我想表明,不論是我此前的多部小說,還是這次的《藏獒》,貫穿始終的都是我一直堅守的文化理想和批判意識,我從沒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放棄對生命意義、人生苦難和現實痛楚的思考。生命的尊嚴高於一切,我活著並且為理想寫作,這就是我生命的價值。我由此得出結論,作家既要與現實保持一種疏離關系,也要和現實求得一種平衡,謹慎地選擇適合的言說方式,才能最大程度地輻射自己的思想,用自己的聲音影響最多的人。
與現實保持疏離關系是作家批判和質疑的基本退守,只有這樣,他們才能呈現生、死、崇高、卑微、大我、小我的所有意義,在對生命的強勢關懷中,突出生命本體的價值,有意識地漠視既定現實和世俗生活中的所謂規則,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“人”和“人性”之上,回歸生命的本源。此時作家的寫作標志著他的靈魂的取向,卻也同時證明了一種精神價值的堅守,和完成是一個多麽艱難的過程。作家必須超越他的孤獨,給孤獨以卓越的品質,讓世界在孤獨中看到生命的尊嚴、自然的靈性,以及人的靈魂在孤絕中的上升和超拔。與此同時,作家不能放棄面對世界說話的聲音,一種思想的傳播依靠多種方式的努力,每一種都值得我們探索和嘗試。每一次的下一次都可能是抵達綠色原野的通衢,都可能在清澈天空裏遍響回聲;每一次的不放棄,都意味著遭遇更多相同的靈魂,這些靈魂是作家艱難時世中至高的安慰,也是滄海桑田後至深的敬意。
行文至此,已是滿天霞光,一夜未眠的閱讀和寫作,是與眾多網友的靈魂碰撞。我突然發現,饒有興味的是,在第一次網帖時出現的撒哈拉之心頗有PK大漠的味道,而到了第二次網帖就可以看到,撒哈拉之心已經被大漠收服,這種收服應該是一種彼此的激賞和認同,傳達的是江湖大俠的豪氣(大漠和撒哈拉之心都有關於江湖的議論),他們殊途同歸,其立場和視角在不斷的碰撞與對話中走向了大同。這確乎表明,對話不是矛盾的開始,而是求同存異的通途。
而所有這一切所呈現的奇跡既有大漠的寬容和思想的魅力,也有眾多網友彼此的善待和接納,更有大家對這個城市和文化的期待。
我從荒原走來,來到城市後我看到的依然是大漠和雪原以及撒哈拉的心,這是我的幸運。我聽到一個聲音告訴我:你就是那只藏獒,你必須是那只藏獒,跟我們一起走吧,走過這茫茫原野。沒有盡頭的原野上,魅惑我們的,是那遙遠的遙遠的未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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